“双减”急刹车背后 校外培训一度成为资本的工具

　　又一家校外培训机构陷入风波。

　　公开报道显示，精锐教育（NYSE：ONE）日前发布致家长信称，已无法维持正常运营，决定即日起暂停营业，全面转型非学科业务。

　　今年来，随着“双减”政策的落地，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进入“行业寒冬”。8月底，老牌机构巨人教育宣布倒闭，9月，新东方、网易有道等机构陆续减少、关闭K12学科类培训业务。

　　“双减”政策发布两个多月以来，更多整治效果也在显现：一方面，校外培训机构转型、裁员消息不断传出；另一方面，此前铺天盖地的广告不见踪影，课外培训班大大减少，也有不少家长称，教育焦虑明显缓解。

　　在如此行业“大震荡”“大调整”之下，作为行业组织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在这段时间配合“双减”推出诸多服务举措：行业互助、帮助被裁员的从业人员推荐岗位、指导机构转型等，同时协会成立了诉前调解中心，为化解机构与学员、房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搭建沟通和解平台。

　　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这段时间也格外忙碌，他坦言：校外培训机构相关业务过去只是民办教育协会工作中的一小部分，这段时间已成为工作量最大的部分，为此协会临时增加了多个人手。

　　刘林观察到，部分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开始转型，面临困境的机构仍在自救和寻找行业互助。他估计，不久将传出更多机构宣布停业的消息，未来或将有一半以上的机构离开学科赛道。

　　在南都的专访中，刘林呼吁，在治理校外培训行业时，既要有力度地落实中央精神，精准全面贯彻“双减”要求，又要有温度地处理好转型中的机构、家长、学生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，促进平稳转折过渡。

刘林接受南都专访 / 莫倩如 摄

　　行业降温明显

　　未来2/3的学科类培训机构或退出赛道

　　南都：据您观察，“双减”文件印发后，校外培训行业这段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？市场降温了吗？

　　刘林：肯定已经降温了，据有关统计，今年暑假和往年相比，整个学科类教育培训的量下降了至少1/5左右。

　　我认为市场热度还会持续下降。据协会了解的情况，相当一大批机构，不排除一些特别有名的，已经决定退出这个市场，但因为他们还背负着众多的遗留问题，比如已经销售的课程还未结束等，所以他们在有序或者逐步地准备退出。大体上，我觉得年底前应该能看到更多机构退出的消息。

　　我们分析，主动退场的，再加上因资不抵债停业的和因无证无照经营被关闭的，将来全国可能有2/3左右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会离开这个赛道。因此，市场凉下来是必然的。

　　当然，留下来的机构数量，目前处在动态变化中。影响机构选择的，还有两个关键点：

　　首先是几个关键的细则。第一个是各地的“营改非”（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）细则；第二个是收费管理细则。等到这两个细则全面落地，以及对非营利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措施明确之后，才能看出最终多少机构会在未来的政策框架下，继续从事这个行业。

　　另外，决定校外培训市场规模大小的，还有相应需求的校内供应满足情况，也就是校内减负措施的落实情况。中央提出校内、校外同步“双减”，就是要远近结合、标本兼治。

　　目前看来，孩子的负担确实不断减轻，但是部分家长的焦虑没有全面减轻。如果这些家长的焦虑没有得到有效缓解，那么就会出现众筹私教等变种形式。从政府角度来讲，这类行为要禁止，但其监管难度、成本会很高。因此，下一阶段治本也就是源头治理很关键。

　　行业看“双减”

　　有预感存侥幸，背着包袱转型

　　南都：从您的观察来看，在线教育机构以及校外培训机构，对于“双减”政策有明确的预期吗？整个行业在政策发布前有什么预感？

　　刘林：整个行业有预感。实际上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，中央和地方教育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治理。5月21日中央深改委会议新闻播发后，方向和底限公开明确，也就是说文件虽然7月下旬才公布，但信号早已传递出来了。

　　因此，敏感的机构，早已有预感和预期。有两个重要佐证：一是从今年三月起，学科培训类机构没有从资本市场上得到一分钱新融资，与去年比，是冰火两重天；二是多数以学科培训为主的上市机构，在今年6月底前已经跌了70%以上的市值。

　　虽然有强烈预感，但是由于文件正式出台前，各方传递的信息非常混乱，导致相当一部分机构心存侥幸，通过低价优惠等方式促销，大量预售暑期与秋季课程，有些家长不了解政策走向，囤积了一年甚至两三年才能上完的课程。

　　这种侥幸心理和投机做法存在很大风险，遗留了诸多问题，当时我们很着急，希望文件尽快出台，改变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。后来文件出台后，囤课风被有效制止了。

　　南都：您观察到整个行业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？机构开始寻求转型，还是比较茫然？

　　刘林：整个行业最初的心态，是在焦急中等待。政策出台以后，由于有思想准备，多数机构是坦然接受的，并没有像传言的那样陷入混乱。但是，由于之前的低价预售与促销囤课，相当一部分机构反而背上了沉重包袱，低于成本价的课程，成为发展的负数，转型的困难点。

　　一部分机构现在还没想好未来怎么办，而是在想怎么过渡。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把课程消掉，把窟窿堵上，收好尾。这也是当前矛盾最突出的地方。

　　另一部分资金压力不大的机构，处于过渡期，其中有大概40%在做各种各样的转型尝试。实际上这些年进入校外培训机构的很多人，不是搞教育出身，而是搞投资出身的。这些创业者的抗挫折能力、市场适应能力较强，因此转型时，在教育领域以外再创业还是很有优势的。

　　“双减”急刹车背后

　　校外培训一度成为资本的工具

　　南都：“双减”文件明确规定，学科类培训机构严禁资本化运作。据您观察，资本的进入，给校外培训行业带来哪些变化？

　　刘林：从我的观察来看，从事教培行业的，分为老一代和新生一代。

　　老一代人办教培机构时，除了想挣钱养家糊口外，还有对教育情怀的追求。校外培训，对他们来讲，既是职业，也是事业。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认识20多年了，过去见面，最多谈的不是赚了多少钱，而是让多少人圆了学习梦想。

　　后来，资本市场对教育培训行业产生了兴趣。一些老一代校外培训机构也想要利用资本，把事业做得更大。尝试之后，发现资本确实厉害，于是他们也对资本产生了感情，但部分老一代机构并没有被资本裹挟，仍然坚持着教育初心，在努力处理着营利和坚守教育情怀之间的关系。

　　到2012年之后，一批新机构崛起，这些从业者不像在教育行业深耕多年的老一代创业人，大多是从其他行业转来的。这些人更熟悉资本运作，更熟悉互联网，他们引进了大量资本，对不少老一代机构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。于是，老一代教育机构也坚持不下去了，被迫卷入烧钱大战。

　　2020年，大多数校外培训机构并没有赚到钱，最赚钱的是媒体广告平台。为什么呢？机构把大量的钱都用在广告上了。结果，这些大平台转头也开始布局学科培训了，这让新一代校外培训机构也感受到了来自“资本+平台”的挑战。

　　去年年底，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，当时很多教育机构股票市值都很高，但是一看财报，多数在亏损，这说明机构的发展在不可持续的模式下。协会在各种会议中，不断地呼吁大家理性、冷静，指出烧钱大战导致的恶性竞争，最终会导致大批机构，尤其是中小机构倒闭。

　　去年一年，整个行业已经发生了变化，教育和资本在共处的过程当中，相当一部分校外培训教育成了资本的工具，出现了各种问题。“双减”文件出台是政府给教培行业踩下了“刹车片”，要对行业去资本化，让其回归教育初心和本源。

　　自救和行业互助

　　争取社会利益最大化

　　南都：您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？对处于困境中的教培机构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为其提供了哪些支持？

　　刘林：目前的政策已经明确，有两类机构是不可能获得继续发展空间的，一是新政策下，原来业务成为不合规业务的机构；另一类是无证无照机构。

　　刚刚提到，文件出台前一些机构疯狂促销，最近“暴雷”的校外培训机构，主要是那个阶段留下了风险。

　　行业出现问题后，我们协会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。协会不仅代表民办教育机构的利益，还必须维护这个行业教职员工、学生（消费者）的利益。我们要做的是站在社会利益角度，在政府部门指导、支持下开展行业互助活动。行业互助直接帮助了机构，但其实服务的是学生和家长。

　　目前陷入困境的机构，分为两大类，一类还没有倒闭，但出现了资不抵债的现象，存在资金困难；另一类已经明确宣布倒闭，要走破产程序。对这两类机构，我们采取不同的办法来做工作。

　　某小班是第一类企业的典型代表。此前，这是一个处在创业初期，正上升发展的企业，但这个机构的业务按新规定属于不合规的业务。（注：该小班曾主打英美外教教学，并使用境外教材，这类行为已被明文禁止。）政策出台后，某小班的业务一下中断了，此前他们已经把学员的学费大量投入到市场营销、教材研发等方面。现在机构无法按照承诺为学员继续提供境外外教课程，也无力退费。

　　对于这类机构，我们会支持其通过自救和行业互助，继续生存。因为这些机构活下去，家长和学员的利益，包括员工的利益，才可能实现最大化。首先指导机构自救，探索如何把已经销售的课程转化到合规的模式下，自我转型消课。其次，开展行业互助，比如，有的机构在研发新的课程，如果旧的学员不接受新课程，那么我们行业协会动员了其他机构，为家长提供想要的课程。现在一大批机构都伸出了援手，为家长提供免费的兑换机会，这样家长有了更多选择。

　　但是我们了解到有些情况比较特殊，有的家长花了七、八万元买课，这样兑换课程难度还是比较大的。因此目前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还在探索另一种模式，就是为不想兑换教育类产品的家长，提供别的产品服务，比如保险、医疗、生活用品等。

　　总之，协会和机构都在想各种办法盘活。根据我们的测算，机构活下来，家长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满足，如果机构直接破产，家长只能得到1/5，甚至1/10的赔偿。

　　对于明确宣布破产的机构，比如巨人教育等，机构在法院指导下走法律程序。我们尽可能动员其他同类型机构给予相应支持，去接收它的学员、职工或者场地等减少社会损失，维护稳定。针对校外培训业裁员问题，在北京市人社局的指导支持下，协会和人才公共服务机构，联合若干个全国大型招聘组织，建立了专门机制，为转岗员工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。

　　南都：还有什么办法能降低家长的损失？

　　刘林：我们正在探索一种模式：第三方监管模式。

　　比如一些机构是混业经营，在进入学科类教育培训之前，已经在科技、文化或者其他领域比较成功了。现在学科培训这块欠了家长的钱，无力偿还，但是他们可以继续经营原先擅长的领域，将来定期把一定的利润注入社会第三方监管的账户中，陆续把钱退还给家长，直至债务还清。

　　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这种模式，也希望政府部门给这些准备彻底转型、想要剥离学科培训的机构一些扶持政策。另外，也请家长有一点耐心，与其让机构破产，不如让它在第三方监管之下分期退款，这样虽然时间长一些，但是对社会有利。

　　当然，我们开展行业互助也是有前提的，要求处于困境中校外培训机构的举办者、投资人首先要尽责尽职，且没有抽逃资金、转移不当得利等恶意行为，从业者要尽心尽力，而不是采取“甩锅”的办法转嫁责任给家长和社会。

　　当前到年底，是学科类校外教培行业的过渡转型关键时期，希望大家都来关心帮助机构，促进它们平稳转折过渡。从趋势走向上来看，校外培训治理很快要进入一个新阶段，这个阶段既是巩固前一阶段治理效果，又要加快促进校外培训健康发展新业态的形成，使之更好地配合校内教育。